马家俊
三、更上一层楼
1956年刚过元旦，还没有放假，学校要我去教务处，在贾则复教务长监督下考试。原来，北京师范大学办了苏联文学进修班，要教过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讲师以上人员去进修。高斌因为肃反运动中受审查，所以系主任高元白推荐我，但是规定：凡不合标准者都必须接受考试。到二月底开学，我接到北师大中文系的入学通知，考试合格，于是去北京学习了两年半到结业。这中间，只回西安一次，其余时间都是在进修班读书。1956年5月，北师大中文系（包括我们苏联文学进修班全体）欢送几位老师支援兄弟院校，其中有朱宝昌支援西安师院，冯成林、黎风支援由陕西师专升格的陕西师范学院。我1953年春来北师大教育见习时，见过冯、黎二位。
师从两位苏联专家学习的这两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它增强了我的理论水平，丰富了我的知识库存，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但我不忘西安师院中文系，不时向系主任高元白老师汇报，与张富昕先生用拉丁化新文字通信。1957年北师大出版了我参加主编的《十九世纪俄罗斯与苏维埃文学参考资料》，我寄给了系上和张富昕各一本。另外，我写了《苏联专家如何指导我们学习苏联文学》发表在1957年4月2日的《西安师院报》上。翻译的苏联诗歌发表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家属先后来信说：五七年反右后，定了朱宝昌、高斌、李武胜为右派分子，朱、高由副教授降为讲师，李处理回长安县；由教育部调来的副书记、副校长郭琦，很能干，有威信；中文系建立了党总支，丁淑元任书记兼系副主任。彭超任副书记；毕业留校在系上当助教的有五六级的习曼君、五七级的苏成全、裴让、张登第等等。丁淑元给我来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回来努力工作。我自认以后工作可以上一层楼了。
1958年8月底我在完成北师大集体编的三卷本《俄罗斯苏联文学讲义》后，比别人迟了一个多月离开北京。回到西安后，得知中文系又增添了五八级毕业留校的史民周等八名新助教。秋天开学了，系上让我上四年级（刘建国、畅广元那个班）的俄罗斯苏联文学课。但上课是次要的，主要是组织上派我参加学术批判运动，我奉命写过批评傅子东教授的《语法理论》、刁汝钧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霍松林讲师的《文艺学概论》的文章。我扪心自问，我是尊重这些老师的，文章中总是以先生相称，内容是学术讨论和商榷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不像有的文章直呼其名、乱扣帽子；后来，我和这些老师的关系仍然融洽。但是，毕竟给这些先生造成了压力。
1959年初，学校派我参加红色山歌搜集和调查工作，由系秘书刘学林带队，习曼君、我与100名二年级（六一级）同学去镇巴、西乡等陕南老根据地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唱歌，工作三个多月。之后，对万首山歌选出203首，1960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陕南红色山歌》一书。领导又让我写了《谈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这篇一万五千多字的论文发表在1959年第四期《人文杂志》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长文。
西安师院的生物系与化学系在1956年迁入陕西师范专科学校，该校升格为本科，称作陕西师范学院，坐落在翠华路东侧大雁塔小学以南到兰州军区干休所以北，即现在的陕西师大附中、交大财院，西安财院，国防工办四家所占的地方。1960年夏，陕西师院（北院）和西安师院（南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刘泽如为书记兼校长，郭琦为副书记兼副校长（全面主管工作），加北院的原政庭为副校长，文普华为副书记（李绵调去当省高教局长）。陕西师大是文革前继北师大、东北师大、华东师大后的第四个称作大学的师范院校。其他师大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后纷纷改大的。5月7日，在南院大操场开陕西师大成立大会，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致辞，宣布领导名单。会上发散5月6日《陕西师大报》的创刊号，那上面发表了我的《江城子》一词以祝贺。合并后的中文系迁到北院（现在的附中所处），党总支书记是丁淑元，副书记是彭超，加北院的钱振毅，系主任是高元白，副系主任是丁淑元、刁汝钧加上北院的冯成林、王守民。中文系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教师有200多人，学生1600多人，当年就毕业了本专科学生600多。这年领导上又组织“文艺战线社”，批评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让我参加集体写文章。接着让我参加《文艺理论》新教材的编写。这本教材，用黑色再生纸印出。不过，到冬天，“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了，粮食不够吃，学生食堂吃瓜菜代，中文系在北院大操场分得一块地开垦种萝卜，1961年秋天，每人发两大筐萝卜。从1961年开始，改变大跃进时的三三制（劳动、上课、社会实践各占三分之一），以课堂教学为主，加强“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提出“三词六字”纲领（阅、读；说、讲；写、作）。在“阅读”方面，我们外国文学教研室提出了60本名著的目录给系上，以供编印。中文系在人员上大调整，撤销资料室，图书全交校图书馆，调出去上百的教师和干部。我们外国文学教研室，最多时14人，到“文革”初，只剩四人了。1962年，中文系和师大附中互换，迁回了南院（现在校医院所在楼）。陕西师大的北院划归其他单位，就只剩南院，即现在的雁塔校区了。
尽管我被调来调去参加其他活动，但我还是热爱自己的专业的，不过我只能抽空研究和写作。在1958到1961年之间我编写了《俄罗斯苏联文学》（上、下）、《俄国文学史略》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选》三种铅印讲义，发表了一些文章。1963年，在我当了十年助教之后，晋升为讲师。但是，我还是不能将精力全部放在我的俄罗斯文学专业上。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系上从爱护我的角度，通知我不要再订阅苏联的《文学报》和《文学教学》杂志，不要再和苏联老师通信。课程计划改变，俄罗斯苏联文学合并进欧美文学。1964年，鉴于学生人数多，要小班上课。于是，系上让我给三年级（六五级甲乙两班）讲《古代到十八世纪西欧文学》课（丙丁班由周骏章教授讲）。1965年，外国文学课全部取消，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三组合并为“文学评论”教研室，实际是在课堂上批判一些电影、戏剧与小说。同时系上又组织“师锋”写作组，去集体写批判此类所谓“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这些都让我参加。要写评论，先得要理论挂帅，于是，让我给一年级（六九级三班）上文艺理论课（其他两班是文艺理论教师寇效信、刘建国上课），所谓课程，其内容具体就是专门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教材，讲一个学年（因六九级学生下乡去搞“社教”而只上了一个学期），我们只好努力去完成任务。
在1964年出席陕西省理论工作会议和带学生去户县搞了三个多月的“四清运动”之后，社会上气氛日益紧张，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和“让步政策”的势头凶猛。1966年初，学校组织去陕南老根据地调查让步政策，于是派我们四名教师，20名二年级（六八级）学生，去镇巴与四川交界的山区，调查了两三个月，我们在汉中大学刻印了一大本《坪落调查》，回到学校，“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都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