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黄紫薇）5月26日下午4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徐德林研究员应文学院邀请，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开展了一场题为“作为隐喻的‘文化研究的未来’”的精彩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副院长苏仲乐教授主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相关专业师生及社会听众共计100余人听取了讲座。

在历时两个小时的精彩讲座中，徐德林研究员结合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探讨了文化研究的困境，着重剖析了文化研究形塑未来的两次热潮及“马克思主义归来”与文化研究的重建等问题。1964年，“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文化研究在取得学科性地位的同时，也面临着被收编和规训的危机，如何在大学的制度结构中为自我保存而奋斗成为文化研究面临的难题。体制化、结构化带来的危机也使得最具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1987年宣布解散，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专业也在2002年宣布撤销。我国学界的文化研究始于1980年代，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特色和问题框架。如今，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体制化建设，但尚未学科化。文化研究在西方曾面临的体制化、学科化的危机在中国已有明显表现。徐德林指出，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研究始终徘徊在“十字路口”，研究范式不断转移，研究旨趣随时变换。迄今为止，文化研究已经经历两次形塑未来的热潮。第一次出现在1990年前后，其间的重要原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崛起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消失，有关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比如保罗•史密斯的论文《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雷蒙•威廉斯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未来》、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对1990年“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大会的介绍，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的首发于1989年的论文《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第二次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热潮大概始自2010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东山再起”、“马克思归来”等话语随之不断见诸各类著述，继而间接地催生了作为一个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未来形塑，集中见诸美国学者格罗斯伯格的专著《文化研究的未来》、美国学者保罗•史密斯的编著《文化研究的重建》、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的专著《文化研究怎么啦？》、英国学者约翰•哈特利的专著《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等等。鉴于“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文化研究：走向何方？”等“杂音”幽灵般回荡在当下的文化研究共同体中，这些旨在基于深刻检视文化研究现状而探究文化研究未来的著述的出现让人欣慰。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问题：“马克思归来”与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关系及二者的耦合意义。在此，徐德林特别指出，无论是阐释过去或者现在的文化，还是预测未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研究学者有必要、有责任借助“马克思归来”实现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实现对文化研究的重建，从而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突破困境，走向未来的关键即在于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重新思考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最后，徐德林总结道，文化研究虽然陷入了体制与学科的危机，但仍有“未来”，且未来就在于重回马克思主义。

最后，徐德林研究员认真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苏仲乐老师对本次报告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再次对徐德林研究员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